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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9:44:11编辑：心满意足网浏览（46）

[11]所以，议会主权实际上确立了英国单一制的基本宪制框架。

具体可参考Klaus Stern,Kulturstaatlichkeit—ein verfassungsrechtliches Ziei,in:Friedhelm Hufen[Hrsg.],Verfassungen,zwischen Recht und Politik,FS znm 70.Geburtstag für Hans-Peter,Schneider,Baden-Baden 2008,S.112。《瑞士宪法》(Bundesverfassung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schaft)第2条中维护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明文确定的文化的国家目标[20]都证明了文化的国家目标条款的实证存在之可能。



它只是勾勒出国家所作所为的特定纲领赋予国家客观的任务，而并未附加其他的限制条件。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在过去的判决里，不乏结合基本权利规定与宪法原则——例如社会国原则而导出新的基本权利的例子，当然如此一来宪法法院就要在判决理由中正当化明显违反修宪者意旨的解释。[40] (三)以文化国的条款建构文化宪法的秩序理念和体系 在18世纪前，文化作为由国家所确认的单一价值受到严格的拘束。【摘要】作为第三种结构的国家目标条款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实质规范，其本质是通过宪法表现出整体法社会的价值决定。[24]文化原本就有可能与其他宪法位阶的法益产生冲突，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过度强调文化利益，而是这些相竞争的法益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安排。

[21]文化内涵本身的模糊性更使得国家目标条款与权力分立原则抵触以及不兼容于民主原则的规范风险大增。在一般文化国条款之上附加法律保留是指，文化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规定时还要加上一些条件限制，尤其是通过法律保留的规定保证国家立法权力分支在实现该目标时的优先顺位。[17] 表1：中日行政诉讼法对照表（表略） 二、民初行政诉讼制度模式的两大法系对决 行政诉讼制度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属于全新的事物。

有委员认为，平政院的组织法应该由参议院立法。对于变更判决，由于平政院属于行政系统，故而也不存在违反分权原则的问题。1911年8月，据称《行政审判法》的草案已近完成，但未颁布。在袁记约法失效后，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大总统裁撤肃政厅，[56]行政诉讼法的这一特别规定亦无从适用。

第二是临时合议庭的组织。对此，政府特派员张名振作出解释： 关于行政诉讼中央设立裁判机关，欧洲大陆各国大率如此。



这也是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次论争，亦可谓行政法学中国化的开端。根据《平政院编制令》规定，平政院设肃政厅（第6条），肃政厅对于平政院独立行使其职权（第13条）。[①]1914年，中华民国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国情，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这同时也宣告了中国行政法的诞生。自民国伊始，虽然在宪法层面上走上了模仿法美成规、采用三权分立的道路，但在行政法制上，仍在效法大陆法系、特别是日本法。

日本《行政裁判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不出庭，行政裁判所不中止审判，可以迳行判决。[29] 平政院院长和评事阵容强大，多为一时之选，甚至有一人曾获得德国法学博士（马德润，1907年柏林大学法学博士）。日本《行政裁判法》第23条效仿德国规定：除法律敕令有特别规定外，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厅之处分及裁决的执行。[21]他还认为，虽然英美主义并非不可采用，但民国各事既已采用日、德、奥制度，唯独在行政诉讼上采用英美的做法，深恐枘凿不容，弊多利少。

其好处在于，加入被告官署所在地的司法官，有利于获得事实的真相，也可以免去人民长途跋涉之苦。行政管辖事务性质复杂……如以此等事件概付诸普通裁判，则裁判官既无各项专门知识，必不能审慎周详处理尽善也。



[59]平政院十四年间审理的案件虽然不多，但撤销、变更被诉行为者分别占24%、22%。1916年重启天坛宪草再度否定平政院的设置，1919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74条却又肯定了平政院的设置，而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第99条再次否定了平政院，改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

即便是今天的德国、日本，在程序上，其国家赔偿诉讼仍遵循民事诉讼程序，在实体上，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这与日本《行政裁判法》第39条是相同的。其理由在于，采用行政法的国家，司法权受到侵蚀，司法不能独立。有学者指出，这种临时合议庭虽无平政分院之名，却有平政分院之实。该法采取普国制度兼采日本制度，同时又吸收中国的传统，设立肃政史提起行政诉讼的特别规定。[43]这一规定也为清末的《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第9条所采纳。

两部法律均刊于《东方杂志》1907年第3期，第136-145页。[40]在法案审议时，有委员指出：此系尊重司法权，用意亦属甚善。

[46] 参见钟赓言：《行政法总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1927年版，第267页。本员将提案大旨略为说明。

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立宪之后不久，均相继建立专门的行政诉讼制度。参见赵勇：《民国北京政府行政诉讼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8页。

对各省大臣的处分，内阁直辖官厅或者地方上级行政厅的处分，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他在其《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74条中主张设立都察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参见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8页）。例如，在刘裕源不服盐务署维持长芦盐运使撤销南苑子店决定案中，平政院指出：此种惯例并无法律根据，主管官署有随时自由裁量之权，非该商所得藉口，亦非本院所能过问也。[32] 参见〔法〕裴德埒弥：《法国行政法》（上编），项方、张其棫、姜汉澄译，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90-91页。

这11个法院均为一审法院，而最高行政法院（Verwaltungsgerichtshof）从此只作为二审法院，受理对一审行政法院判决的上诉。参见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初探》，《中西法律传统》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2页。

在行政诉讼的模式上，袁记约法继承的是临时约法的规定。[62]1928年底，北洋政府时期结束，其行政诉讼法也退出了历史舞台，1932年代之以新的《行政诉讼法》。

法国、德国等的法律上，行政诉讼案件中有直接可依行政诉讼程序请求国家裁夺的，有不得直接提起诉讼，而须依行政上其他救济方法，对于其决定仍不服时方能提起诉讼两种。有学者认为，《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系修订法律馆根据《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拟呈修正宪政逐年筹备事宜折》而草拟。

[?] 行政诉讼法、诉愿法和纠弹法既有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但又有密切的关联。[48] 参见钟赓言：《行政法总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1927年版，第257、260页。[26] 张东荪：《论普通裁判制度与行政裁判制度》，《庸言》1913年第1卷第15号，第2页。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但其第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明确指明的只有违法处分。

1906年8月25日，戴鸿慈等在考察各国政治归来后奏请设立行政裁判院，专理官民不公的诉讼及官员惩戒处分，并有弹劾之责。这与《行政诉讼法》（特别是肃政史的设置）之间具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

认识其制度选择的原因、特别是初创时期的外国法背景，有助于认识中国行政法产生的特性，有助于客观评价当时的行政诉讼法，有助于汲取经验在现阶段进一步发展这一制度。待先决问题中的私权确定后，再行行政诉讼的审判。

（二）其他制度的中国选择和创造 在共通的行政诉讼制度之外，因行政诉讼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各国往往要基于自身的国情而作出特别规定，甚至会创立某些独特的制度，1914年的《行政诉讼法》就是如此。[?] 审查会的13人分别为：孙毓筠、联芳、李盛铎、蒋尊簋、王世澄、黎渊、陈国祥、朱文劭、杨度、赵惟熙、王揖唐、程树德、王印川。